在經濟下行時，各方的既得利益都會受到影響，社會改革的訴求高漲，是推進改革的最佳時機。國家能源局在停報2012年5月份用電數據附表之后，近日終于公布了2012年上半年的“全社會用電量數據”，對比2010－2012三年來的《上半年全社會用電量數據（附表）》，可以清晰看到中國經濟三年來的變化趨勢，用電量下降的速度，特別是工業用電下降速度出乎意料。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經濟一度也受到較大影響，國家投入4萬億救市，地方政府大規模發債，央企和地方國企進行了積極的產能擴張，大量資金涌入市場，使中國經濟出現注入雞血式的非正常飆升。大量的高耗能項目重復建設，在短期內拉升了用電量需求，也抬升了GDP。但是，好景不長，隨后經濟又一頭扎了下來。

    用電量增速上演“過山車”

    近期社會用電量增速出現了“過山車”式的沖升和墜落，2011年上半年全社會用電量增長率比2010年同期下跌了45％，2012年在上述基礎上又下跌了56.6％。增長率從2010年上半年的21.57％，直降到2012年的5.5％。特別是占中國用電量73％的工業用電的增長率從2010年上半年增長率24.2％直跌到今年上半年的3.7％；而其中占工業用電量83％的重工業用電增長率，今年比前年同期跌了86.4％，增長率跌至3.6％，而六月份當月的增長率已經跌至2.6％，幾乎接近停滯。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2009年是全世界經濟最困難的一年，也是中國經濟最艱難的一年，2009年上半年全社會用電量仍保持了5.49％的增長率，全年增長率達到7.15％。而今年上半年的漲幅明顯低于2009年同期，增速降低了52.5％。

    經濟發展有快有慢，一張一馳也是自然規律，但像中國如此巨大的經濟體在短短的三年間，以如此的節奏跌宕起伏，恐怕在人類歷史上也是絕無僅有，對于中國經濟社會自身和世界的影響可想而知。2009年，經濟學家曹遠征曾經說，他擔心的不是2009年，最擔心的是幾年之后，錢花光了，危機沒有走出來，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又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不幸的是，這樣的局面被他言中了。

    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中國經濟曾經同樣經歷了一次巨大的跌宕。當時的中國經濟比今天困難數倍，中央審時度勢，抓住機遇推進改革，以沖破“地雷陣”的獻身精神，對一系列重大利益格局進行重組優化，從體制上解決了不少長期遺留的矛盾，對制度上進行了諸多的創新設計，為后來的高速發展鋪平了道路。

    國家統計局7月13日公布，經初步測算預計，2012年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22.71萬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7.8％。據此計算，中國電力彈性系數從2011年的1.27下跌到今年上半年的0.71。國網能源研究院副院長胡兆光先生曾統計對比了中國和世界各國經濟增長與電力需求增長之間的關系，發現電力彈性系數基本接近0.95至1的區間，若偏離這一區間，過低可能存在數據失真，過高可能存在一次能源的結構性惡化或高耗能產業失控，因為第一、第二和第三產業的電力彈性系數都非常接近，產業結構比重變化對用電彈性系數影響極為有限。

    2002年以來，中國平均的電力彈性系數為1.17，總體而言，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存在高耗能產業過度膨脹，綜合系統效率降低，變化的主要原因是各級地方領導盲目倚重GDP增長數據，不惜一切代價擴張經濟的后果，過度推進重化工業進程。

    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當年曾一度對中國經濟影響巨大，電力彈性系數跌至0.67，2009年略增加到0.78，再加上今年上半年的0.71，這幾年在特別強調“保增長”的環境下，不能排除地方政府對GDP數據弄虛作假的可能性。今年上半年，柴油消費僅僅增長了1.6％，柴油是卡車和貨船的燃料，柴油沒有增加意味著卡車和貨船運力沒有增加。工業用電量沒有增加，說明工廠沒有新開工，擔負產品源流流通的交通用油沒有增加，說明貨物運輸量沒有增加，那么GDP從哪里來的？

    中國經濟如此下滑，有國際金融危機問題，也有管理的失誤，但是，更深層的問題是目前的這種發展模式和支撐這一模式的能源結構已經難以為繼，改革和改變能源結構已經勢在必行了。從2002年到2012年，中國發電裝機增加3倍，電力是基礎產業，如此高速度的裝機容量擴張，不可能長此以往，資源稟賦、環境空間、市場容量也不可能支撐，出問題是必然的。

    改革契機

    在經濟下行時，各方的既得利益都會受到影響，社會改革的訴求高漲，各社會階層改革意愿強烈，是推進改革的最佳時機。

    從2002年以來，煤電矛盾一直困擾著能源行業。當年，電力改革被華爾街的市場化專家誤導，以為只有“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才是市場經濟，把“競價上網”作為電力改革的終極目標，將電力和電煤兩個行業引入到現貨交易化的歧途。毀約長期購售電協議和長期煤炭供應協議，破壞了長期協議機制，結果不僅導致電力改革的半途而廢，也徹底搞亂了煤電供需關系。煤炭、電力等生產要素價格持續上漲，極大地推升了CPI，使政府不得不陷入一場應對通貨膨脹的混戰。

    而同一時期，美國的CPI漲幅上升非常有限，這主要受益于美國的電煤、天然氣、鐵路運輸、供水和電力等大多數生產要素價格，是在長期協議的控制下，穩住了美國經濟。長期協議還幫助美國能源企業通過項目融資模式對融資進行了長期的財務安排，一方面減少了能源企業的債務負擔，另一方面穩定了銀行及養老基金的收益，再一方面抑制了金融投機對整體經濟帶來的波動性。

    2004年中國5,500大卡電煤平均價格316元／噸，到2011年已經躍升至796元／噸，上漲幅度達152％，年均上漲20％。2011年11月秦皇島5,500大卡動力煤價格一度漲到860元／噸，以當年平均供電煤耗328克計算，每千瓦時電力的燃料成本達到0.358元，而大部分火電廠上網電價不過在0.35－0.45元／千瓦時之間。煤價的上揚使電力企業陷入了困境，2004年底國家不得不實行煤電聯動機制，至今火電廠上網電價調整9次，累計上調0.139元／千瓦時，電價上調幅度40％，但仍與煤價上漲幅度差距巨大。火電企業陷入全線虧損，五大發電集團發電業務平均負債率高達85％，部分電廠負債超過100％，已經陷入資不抵債的破產邊緣。

    目前，由于電力需求增速大幅度下降，導致對于電煤需求的增長下降。近年來，由于煤炭價格高漲，煤炭企業加大整合力度，上大壓小使產能出現嚴重過剩，使中國煤炭面臨極大的銷售和還貸壓力。

    印度尼西亞等國家針對中國市場的煤礦建設陸續完成，印尼去年煤炭產能凈增長18％，新增產量主要供應中國東南沿海。沿海廉價的進口煤炭供應充足，直接沖擊了國內煤炭企業的市場空間，也大大壓低了煤炭價格。2012年7月3日，秦皇島港5500大卡動力價格已經降到645－655元，與600－630元／噸國家重點合同煤價格十分接近。這是將陷入長期混亂的煤電亂局拉回到長期協議機制的最佳時機。

    事實上，長期協議不是計劃經濟，長期協議也是市場經濟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將大宗商品現貨化會影響經濟的長期穩定，過度市場化只能對金融投機者有利。通過國家控制的鐵路和電網公司，讓省級電網公司、發電廠、鐵路、煤礦簽署電量、電價、運量、運價、煤量、煤價關聯鎖定的長期協議，在省政府、國家發改委和銀行的共同監管下，確保協議的長期執行，誰違約誰賠償，對電價、煤價、運價每年一次根據通貨膨脹系數進行調整，誰簽先保誰。

    長期協議機制也將有助于推進電網公司改革，在省級電力公司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促進投資主體多元化，提高企業經營效率，承擔獨立法人責任。長期協議還可以解決鐵道部下屬單位利用各種苛捐雜費形成的長期灰色收入問題，打破現在的灰色收入利益集團控制格局，提高鐵道部自身的盈利能力，降低火電廠的運輸成本。長期協議可以使用戶和地方政府、電網、鐵路對發電企業和煤炭生產企業彼此承擔起商業責任。

    由于火電企業連年虧損，導致三年來火電建設投資和火電新增容量逐年減少。應該看到這是一件好事，燃煤火電是造成大氣環境污染的主要原因，對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的貢獻率非常大，改善大氣環境，調整經濟結構，最終就是調整能源結構，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為中國經濟帶來了太多的負面效應，已經走到了盡頭。

    當前，中國優先考慮的應該是“氣化中國”，以氣代煤應成為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重中之重。將煤電體系拉回到長期協議之后，在靈活、清潔、高效的天然氣分布式能源為核心的體系之下，發展水電、風電、太陽能等清潔能源，以及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發展核能。與此同時，大力發展天然氣交通，用廉價清潔的壓縮天然氣和液化天然氣替代汽油和柴油，甚至航空煤油，減少對進口石油的依賴，保障中國能源經濟安全。

    以氣代煤，氣從何來？唯一的選擇就是堅決打破壟斷，全面開放市場。中國天然氣工業從1960年至今，年產能剛剛超過1,000億立方米，而美國從2008至2011四年，僅頁巖氣年產能就增加了1,400億。美國天然氣探明儲量僅為世界的4.1％，而產量高達20％，儲采比13年；中國探明儲量占世界1.5％，產量僅占世界3.1％，儲采比接近30年。中國并非是一個缺氣的國家，根據國土資源部公布的數據，常規天然氣地質儲量達到56萬億立方米，頁巖氣儲量超過134萬億立方米，而中國卻抱著金飯碗要飯，這說明行業壟斷企業在資源勘探上投入不足，企業內部管理機制落后，投資營運效率低下，造成開采成本居高不下，嚴重滯后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美國天然氣成功的經驗就是全面開放市場，鼓勵中小企業創新，中國要想成功也沒有其他的路徑，開放市場是關鍵。

    如果放開中國天然氣產業，必將大大帶動民間投資和創新，根據行業研究，每形成1立方米的年產能，將在整個產業鏈中帶動20－30元的投資。以此計算，按照“十二五”天然氣規劃，2015年中國將使天然氣消費量從現在的1,300億提高到2,600億，四年翻一番，可以帶動3－4萬億的投資，不僅可以拉動經濟，而且可以大幅度改變能源結構，實現產業結構性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