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奧巴馬6月25日在喬治城大學就氣候新政發表公開演說時指出，美國人已經為(在氣候問題上)無所作為付出了沉重代價。他強調，人類活動導致全球氣候變暖是不爭的事實，“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有沒有勇氣在事情變得更糟之前行動起來”。
    引發輿論廣泛關注點是，奧巴馬在演講中公布了新的減排計劃，并提出三項具體措施推動計劃執行，分別是減少本土碳污染、使美國在面對氣候變化影響時做到有備無患以及讓美國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上作出表率。
    路透社披露的細節顯示，為降低美國國內發電廠的碳排放量，奧巴馬打算簽署一份總統令，要求美國環保署(EPA)根據各聯邦州、電力企業和其他電廠股東上報的碳排數據建立監管標準;EPA必須在今年9月30日之前完成新建電廠限排條例的制定，到明年6月之前出臺針對老電廠的限排條例草案，最遲于2015年公布最終版本。
    負責審批可再生能源項目的美國內政部則需要保證，到2020年之前放行的項目總裝機至少能夠滿足6百萬戶家庭的用電需求;此外，2020年前內政部還要完成在獲聯邦政府住房補貼的住宅上安裝10萬千瓦可再生能源發電裝置的目標，同時到2030年通過家電和政府大樓的節能措施，至少累計減少30億噸碳排放;到2018年之后，美國將陸續出臺針對重型車輛及卡車的新油品標準;空調和冰箱等常用的制冷劑氫氟碳化物這類威力極強的溫室氣體，也將成為未來美國重點治理的污染物。
    在做好應對氣候變化的影響方面，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各級政府要積極支持有助于緩解氣候變化的項目投資，消除投資障礙和歧視條款;短期內成立由聯邦、地方和社區三級官員組成的顧問小組，為政府加強基層工作出謀劃策;針對在2012年桑迪颶風中受災嚴重的地區制定一系列防范措施，幫助抵御未來極端天氣或其他氣象災害的影響;建立全國聯網的應對旱情合作機制，并加大恢復森林和牧場的力度，以增強這些區域的防火能力。
    奧巴馬曾在其首個任期內積極推動減排立法，但終因國會反對功虧一簣。在贏得連任之后，奧巴馬下決心擺脫國會影響，動用行政權力強行推動減排，力爭實現2020年美國碳排放在2005年基礎上減少17%的目標。這一舉動也讓外界對今后的全球氣候談判產生了新的期待。

外界注意到，美國氣候新政的一個亮點是美國首次提出，要在國際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奧巴馬提出，美國將努力推動現有的和新的國際減排機制，其中包括同中國、印度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雙邊減排協議;建議美國政府停止向海外燃煤發電項目提供公共資金，除非這些項目設在世界最不發達國家，或者項目采用CCS等清潔技術;美國還將致力于推動在世貿組織框架下，與貿易伙伴國就包括清潔能源技術在內的環保產品進行的貿易談判。

美國《華爾街日報》認為，這是奧巴馬上臺以來針對氣候問題最具激情的一次演說。細心人甚至發現，為了強調氣候變化的危害性，奧巴馬甚至改變措辭，首次用“碳污染”取代了“碳排放”。

英國《金融時報》認為，在歐洲，近年來歐債危機一直主宰政治日程，氣候變化問題則退居幕后。如今，歐洲環保人士則表示，希望奧巴馬的演講能夠成為重振全球氣候談判信心的一劑強心針。歐洲氣候基金會主任湯姆·布魯克斯指出：“如果美國和中國都行動起來，那么歐盟單獨行動的論點顯然將不再成立。”

在美國，電力行業是最重要的溫室氣體來源。據統計，美國40%左右的溫室氣體來自電力行業。目前美國共有1142座現役燃煤電廠，大部分碳排放不受控制。其中位于南部佐治亞州梅肯市的RobertW.Scherer電廠規模最大，每年燃燒的煤炭多達1100萬噸。

面對環境監管的壓力，美國電力企業也考慮過轉型，逐漸由燒煤改為燒氣。過去幾年，頁巖氣的大開發一度讓這個轉型接近成功，但近幾個月本土氣價的快速上升打消了電企的積極性。今年一季度，美國能源行業碳排放總量同比增長3%，而上年同期則同比下降了4%。

分析人士預測，美國將有1/3的燃煤電廠會因新監管條例的出臺而被迫退役。美國電力需求整體不旺，盡管大部分火電缺口可由其他能源填補，但工業電器用電和居民用電電價仍面臨上漲壓力。據稱，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電力企業過去不愿意過度依賴天然氣發電。

保守派智庫美國傳統基金會研究指出，氣候新政將導致天然氣價格上漲42%。華盛頓Bracewell&Giuliani律師事務所合伙人斯科特·賽高則認為，現在還不好說氣候新政到底會對美國經濟造成什么樣的影響，但根據兩名民主黨議員亨利·維克斯曼和愛德華·馬凱提交的、針對2009年《氣候法案》可能產生的影響所作的分析，通過《氣候法案》將使得2012-2030年期間美國GDP減少3.1萬億美元，削減240萬個工作崗位，并導致電價顯著上漲。

據《紐約時報》報道，氣候新政遭到共和黨人強烈抵制，他們指責白宮“手伸得太長”，有可能影響美國能源生產，甚至是國家經濟的復蘇。美國眾議員發言人、共和黨人伯納稱：“剛公布的政策實際上在上屆民主黨控制的眾議院就已遭到否決。”然而也有分析指出，盡管伯納所言不虛，《氣候法案》的確是在民主黨手中被終結，但深層次原因并非法案本身，而是當時突如其來的經濟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