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國際格局、國際秩序的急劇變化，我國能源安全出現許多新挑戰。這些挑戰空前復雜、嚴峻，而且可能持續相當長的時間。用世界頗具影響力的能源專家丹尼爾·耶金的話來說，“中國在能源安全方面面臨其他國家未曾經歷過的重大挑戰”。①鑒于此，必須在正確研判形勢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我國新時期能源發展和能源外交的戰略重點，以前瞻性思維謀劃應對挑戰的戰略性舉措，確保我國和平發展戰略機遇期的有效利用和長時間延續。

我國能源安全面臨的新挑戰

我國能源安全出現眾多新挑戰，“既是由國際能源競爭格局、我國生產力水平以及所處發展階段決定的，也與我國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不合理、能源開發利用方式粗放、相關體制機制改革滯后密切相關”，② 同時也與我國快速崛起，能源消費增長旺盛，全球利益與全球影響大幅擴展引起廣泛關注，特別是霸權國家的焦慮、警覺，以及后金融危機時代世界能源資源、能源運輸、能源金融、能源技術、能源環境、能源政治等領域發生的革命性變化緊密相連。

(一)我國能源需求增長旺盛，對外依存度逐步逼近臨界點

我國能源消費持續增長，消費總量躍居世界第一，約占世界總消費量的20%，而GDP尚不到世界的10%。10年來我國累計消費增量占世界總增量的53%，年均增速為世界的3倍。我國雖然發展成為世界最大的能源生產國，但是能源資源稟賦不高，煤炭、石油、天然氣資源人均擁有量較低，能源資源約束矛盾突出，能源供應保障壓力巨大。我國單位GDP能耗不僅遠遠高于發達國家，而且高于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我國能源發展方式落后，煤炭資源整體回采率僅為30%，能源加工轉換儲運和終端利用綜合效率僅為36%。2011年我國能源對外依存度超過13%，其中石油對外依存度由本世紀初的32%上升到57%。不僅石油、天然氣、鈾資源，就連煤炭也由凈出口大國變成為凈進口大國。

今后十幾年，我國將處于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加速發展的關鍵時期，加之高能耗的經濟結構、以煤炭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調整滯后，體制機制性問題積重難返，能源需求大幅增長的趨勢難以逆轉。如果繼續目前這種“敞口式”能源消費方式，我國能源供應消耗將達到41億噸標準煤，供需缺口可能達到20億噸標準煤，能源對外依存度可能超過30%，其中石油對外依存度甚至可能達到70%。

而在國際能源市場方面，“高油價時代”已經到來。盡管“石油峰值論造成的石油恐慌逐漸散去，但是石油市場仍然存在中斷的風險”。③ 我國能源消費的過快增長與世界能源供給的緩慢增長構成瓶頸性矛盾，將會增大我國獲取境外能源資源的難度和成本，并且引發我國與其他國家的矛盾和沖突。如此下去，不需要太長的時間，我國能源安全就有可能達到“獲取境外能源資源受到嚴重制約、各種反彈接踵而來、能源安全不可持續”的臨界點。一些國家散布“中國能源威脅論”雖然夸大其詞、別有用心，但是如果我們不能盡快有效抑制能源消費增長過快的勢頭，面對此類攻擊，很有可能陷入極大的戰略被動。

(二)美國加緊對我實施戰略圍堵，我利用境外能源資源的國際環境趨于惡化

美國為了維護日漸衰落的全球霸權，決計對快速崛起而社會制度不同的新興大國中國實施戰略圍堵。美國不僅有明確的意圖，而且正在采取系列行動，包括在我周邊煽風點火、給我制造麻煩，拉幫結伙、構建對華圍堵體系，加強西太平洋軍事部署、對我進行軍事威懾。

從歷史經驗看，破壞我國的能源安全很可能成為美國對我實施戰略圍堵的重要著力點。事實上，美國已經開始在能源資源獲取、能源企業并購、能源技術引進、能源清潔發展等領域對我采取遏制措施。美國“能源獨立”取得進展，更加有條件放手在中東海灣等世界能源資源主要產地制造“民主動亂”，我境外能源的獲取可能受到更加嚴重的干擾。我國能源企業因利比亞戰亂及西方國家對伊朗經濟制裁而遭受巨大經濟損失即是例證。美國插手南海與東海島嶼爭端，亦有阻遏我開發利用海洋油氣資源的企圖。特別是能源運輸領域，美國控制著世界主要海上運輸通道，很難排除非常事態下破壞我海上能源運輸的危險性。

美國還可能利用美元的霸主地位及對世界金融規則的影響力，通過金融操縱、油價炒作，影響國際石油市場的穩定，增大我保障能源安全的成本與代價。

因此，我國的能源發展必須切實考慮到美國戰略圍堵這一新的重大因素，我國的能源外交必須服務于破解美國戰略圍堵這一新的戰略需要。

(三)資源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我國能源企業“走出去”開展國際合作面臨更多棘手問題

由于常規化石能源日趨短缺，而非常規化石能源及新能源短時間內難以起到戰略接替作用，加之受地緣政治事件和金融炒作的影響，國際市場石油、煤炭價格不斷攀升，能源資源國對能源資源的保護意識不斷增強，一些能源資源國資源民族主義明顯抬頭。其突出表現是：加強國家對能源資源的控制，賦予本國國有公司開發特權;限制外資對本國能源資源的并購和控股、抬高準入門檻;對外資參與本國能源資源開發提出越來越多的社會經濟要求;能源關系“政治化”，以能源關系謀求政治與安全利益。我國雖然與廣大發展中能源資源國擁有良好的國家關系，但是我國能源企業“走出去”參與世界能源資源開發的難度明顯增大，成本明顯提高，變數明顯增多。

后金融危機時代，西方大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普遍抬頭。這些國家動輒以我國大型能源企業系國有企業、負有“政治使命”為由對我國企業設限，我國能源企業在能源資產并購中遭遇到西方大國越來越大的“政治阻擊”。我國光伏、風能設備在美國與歐盟遭遇到多項“雙反”調查與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