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能源產業的發展上，中國再次犯了很多錯誤。

歸根結底是國家戰略的錯誤，在產業體系的打造和發展上，中國仍然缺乏系統思考和一攬子設計，這使得舊產業破綻百出，除了被壓制在低端和高消耗高污染端的板塊以外，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無從談起。

認知錯誤

就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國家決定實施“跨越式發展”，在一些與發達國家同步的產業方面大舉投入，選擇了一些有可能“彎道超車”的產業，如光通訊、基因科技、航天技術、新一代互聯網技術、高鐵、新一代核電技術以及新能源(如電動汽車，光伏，風能，儲能技術)等等產業領域。一個新的起跑線，發達國家在這些方面堆積的技術優勢并不像傳統產業那樣壁壘重重，在這些方面進行聚焦式投入，可能會導致中國穿越厚厚的產業壁壘和經濟包圍圈，最終實現蟲洞逃逸式超越。

這種思維，認識和假設的背后，是一種學說在起作用，就是美國的克里斯滕森為代表的一類所謂的不連續式創新學說在作祟，該學說認為產業的發展是跳躍式的，非連續的，未來的創新往往并不基于現在的技術基礎，所謂巨無霸往往被旁逸斜出的創新者顛覆的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這種學說是有其應用前提和適用邊界的，這里暫且不論。但在中國急于用這種思維推進跨越式發展，硬生生的通過選擇一些點去投資，去遮蔽昨日的錯誤，遮蔽在舊產業上不系統規劃，產業治理失敗，產業的技術梯次失序和秩序化發展管理缺位的種種錯誤。這些錯誤被“出口導向”進一步惡化后，埋單的代價太過沉重，比如半導體、高端裝備產業。

如今，新能源產業犯了相同的錯誤，根源在于我們的思維范式和認識結構出了問題。這種問題可以歸結為六個核心認識錯誤。

第一，比較優勢思維，我們極力發揮資源稟賦，形成相對優勢即可，無需打造絕對優勢。

第二，秉持全球產業鏈分工，無需自身打造基礎骨干產業，包括鋼鐵、化工、核工業、電子、裝備、防務、航天、基因產業等大產業，不需要自身成體系的掌握，只要和其他國家分工，形成交易體系即可。

第三，局部產品創新，通過市場逐步連結成一個產業體系。

第四，出口導向，在國內形成海量規模的同時，大力推進出口，在連續擴大制造優勢的前提之下，產業形成巨大積累，自然能夠完成產業升級，梯級化，乃至掌握核心優勢。

第五，通過壓縮時間進程形成規模優勢，導致發達國家產業加快向中國轉移，最終掌握該產業核心優勢。

第六，漸進式創新可以逐步超越發達國家，無需投入大量資源進行基礎型研發，通過逆向工程，以及大量的軟科學，工程層面創新，可以實現超越。

這些認識還在荼毒著中國的發展，同樣荼毒著新能源產業的健康發展。

短視背后的扭曲

當中國還在講五年規劃，大多數產業還在做五年發展戰略。

甚至有人提出產業變化和發展太快，不確定性和風險太大，五年都用不著，可以做兩三年戰略，然后，強化規劃滾動調整即可。但不要搞錯，包括新能源產業在內的很多產業，都是長周期產業，而其成功的關鍵就是長期戰略規劃，開闊的產業視野，和結構嚴密的產業體系。像新能源沒有二三十年的規劃，國家層面的基礎課題的儲備，攻關，產業層面的若干基礎研發課題的突破，乃至合理的產業體系的打造，以及伴隨產業發展全程的產業治理等等這些要素型體系就沒法形成，往往是零敲碎打的，是不連續，前瞻性差的，結構松散的，形不成結構性優勢。

短視背后，中國還需要管制各種扭曲性的力量。

第一種必須管制的力量是央企。以央企這么富裕的政商能量，國際化出不去又憋回來后，只能且必然基于原有存量優勢，極力探尋所有可能的釋放通道。在國內所有夠得著的產業層面，進行可怕的橫向擴張，而只要其政商資源強大，金融資源富余，能撬動地方資源的配置，優先獲得省部對接優勢，地方產業再整合優勢，龐大的存量資產與省屬國企之間的再重組優勢，以及將強大的投資總量轉化為與地方的合作籌碼，接下來，其所能獲得的資源，各種產業之間所能打造的超級循環，就不是省地屬國企所能做到的，更不是民企所能參悟的。

央企的這種投資勢必會形成強大的擠出效應，少數在新能源這么一個新跑道上，利用產業知識壁壘和先發優勢的民企們，本身已經接受國際企業的系統優勢，貿易壁壘和知識產權競爭壓力，以及被尾隨者圍追堵截，而央企的巨大的橫向擴張行為就是在駱駝的脊梁上再裝上一個萬噸水壓機，直接會把這個產業給玩殘了。

第二種必須管制的力量是地方政府用人造經濟的手法制造新能源產業的熱情。

中國各地政府還在用比較優勢的辦法來打造新能源產業，用燒錢堆產業的手法來算地方的“大賬”，引導新能源企業燒錢給地方堆個產業出來。而新能源企業也就將計就計，利用地方政府為了打造新能源企業，舍得豁出土地，財政政策，以及其他資源的心態，形成一種玩綜合成本式的運作。其手法從低端切入，逐步引進消化吸收，在模仿，局部優化，抄襲，逆向工程等做法混合的研發戰略上大行其道，通過組裝放量制造，通過多項溢出性資源——土地，低息貸款，政府采購，新能源形象工程等等，通過把這些溢出資源整合到新能源產業里面去。改變資產狀況，現金流，以及通過營業外收入，轉移支付等等，最終變戲法似的把一個虧損產業變成高成長企業，并最終基于以上運作形成政商綜合成本優勢后大舉出口。

這種力量的壞就在于縱容了那些不肯認真做實業，更長于用騰挪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