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因煤而興，其煤炭儲量718億噸，位居全國產煤城市之首。中國第一條雙線電氣化重載運煤專線便是從這里開始延伸至秦皇島，承擔著華北、華東地區的保煤保電保供重任。

大同市市長李俊明在接受專訪時，透露了這樣一個細節——1991年朱镕基離任上海市委書記，北上之前對上海的黨政干部講道：“大秦線是上海的生命線，上海人民不能忘記大同對上海所做的貢獻”。

同樣，生活在北京的人也在享用著來自大同的能源。李俊明說北京三個燈泡中至少有一個燈泡的電是從大同輸送過去的，大同保證了北京三分之一的用電量。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城市，古為軍事重鎮，今為能源基地。1996年大同原煤產量曾達到8606萬噸，幾近全國總量的十分之一；新中國成立以來，大同向全國輸送了27億噸煤炭。觀察大同，可以看到整個中國的能源轉型困境。

大同市政府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侯同生說，大同一直沒能逃出資源詛咒。資源詛咒多指與礦產資源相關的經濟社會問題，由于資源型區域經濟增長過分依賴礦產等自然資源，容易形成“一業獨大”的單一產業結構，造成后續接替產業發展乏力，陷入“資源詛咒”的困境。

大同市的增速問題就與此相關。豐富的煤炭資源將有限的資本、勞動等要素聚集到了資源型初級產業中，相應地用于其他產業的資本和勞動就越來越少，進而導致其他產業相對萎縮，出現對其他產業的各種要素的擠出效應。

盡管大同市政府自上世紀80年代后期便提出轉型發展，但時至今日，煤炭占大同工業比重仍舊高達73%，僅同煤集團一家企業，就占到全市財政收入的40%。長期對煤炭經濟的過度依賴和對煤炭資源的低效利用，對大同的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破壞。一位大同市民在采訪中提到，以前都不敢買白襯衫，因為穿半天領子就黑掉了。

大同人不高興。煤炭的發展造就了一批富人，可整個城市的貧富差距卻越來越大；煤炭的開采保障了華北地區的能源供應，但大同在全省的GDP排名卻一直在下滑，由80年代的第二名落到現在的第九名。大同人感到迷惑，全市的優質侏羅紀煤都被挖空了，大同得到了什么？

這種迷惑不僅僅是大同人的迷惑。過去三十年，中國年均GDP增速接近10%，但中國人的幸福感卻在下降，我們為經濟增長消耗了大量能源，換來了什么？PM2.5、極端天氣頻發、貧富差距加大、生活壓力倍增？經濟增長帶來的負面效應近兩年越發明顯，所以人們才對中國夢、結構調整、改革等詞語充滿期盼。

大同就是中國經濟轉型的一個縮影，從這個城市，可以觀察到過去中國粗放型經濟增長帶來的種種弊端，可以觀察到中國面臨著的轉型任務有多么艱難，盡管從上到下都在喊調結構轉方式，但是如何轉，轉向哪兒，沒有答案。

大同市政府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侯同生介紹，80年代后期大同市政府已經認識到經濟結構失衡的問題，開始思考轉型的戰略問題，當時的轉型思路是“養元補位”，即依托大同煤炭資源積累的資金，用來發展其他行業。之后九五時期出以調整產業結構為核心的“二次創業”戰略構思，重點是發展“清潔能源”。十五時期大同市委提出“一切為了發展，重振大同雄風”，十一五時期提出“奮力趕超、重振雄風”。

但這些戰略口號并沒有實現預期的目的，大同市仍舊是一煤獨大。整個中國也陷在對煤炭的高度依賴中難以改變，截至2012年年底，火電裝機占總裝機的比重依舊維持在70%以上的高位，非化石能源中水電和風電在近幾年有了較大幅度的提升，光伏發電總裝機占比還沒有突破1%，非化石能源在中國的發展整體上落后于發達國家。

我曾經不止一次問中國的能源“智囊”，為什么光伏在國內的市場一直啟動不了。答案是多姿多彩的，一種是將問題歸咎于中國電網建設滯后于電源建設，造成電網無法承載大量的不穩定電源；一種是將問題歸咎于電網的阻礙，電網不愿意收購這種高成本的電；還有觀點認為光伏發電對當前的中國發展程度而言還是太奢侈了，沒有必要大規模啟動。

而在這次去大同參加國際太陽能全能競賽的活動中，原發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長周鳳起講了這樣一番話，我覺得有可能是光伏市場在中國遲遲沒有啟動的根本原因。

周鳳起認為，可再生能源的發展需要中國重塑中國能源，從能源系統、能源機制、管理機制、電價機制等方面做頂層設計，將以火電為中心的能源結構變為以可再生能源為中心的能源結構。這是一個根本性的轉型，必然會面臨巨大的阻力。“有沒有這個決心？沒有這個決心就別提高比例，解決不了。”

決心，這可能是中國能源轉型最缺乏的東西，電力改革的停滯和大打折扣便是最好的例證。2002年國務院頒發了【2002】5號“電力體制改革方案”，十多年過去了，方案中的主要任務僅完成了“廠網分開、主輔分離”，“輸配分離、競價上網”成了一紙空文。

周鳳起說：“只有電力系統轉型了，整個能源系統才能轉型。能源系統轉型，國民經濟才能轉型。所以，關鍵是重塑能源。”重啟電力改革，將是未來能源轉型的必然選擇。據接近中國高層的消息人士稱，電力改革今年將會有實質性推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