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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力發電(煤電)是霧霾產生的“罪魁禍首”嗎?針對一些民眾的關切,一些能源問題專家表示,我國和一些發達國家的煤電行業本身集約度、排放標準均較高;但是“用煤不當”,也就是工業和生活散燒用煤的確存在較大問題,需要引起重視。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前委員倪維斗說,在我國的用煤結構中,一半燃煤用作發電,也就是我們俗稱的“煤電”;還有一半屬于工業和生活散燒用煤。針對前者,為了“鐵腕”降低煤電的排放強度,我國已發布并陸續實施了世界范圍內最嚴格的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因此,目前我國煤電的總體發展,無論是清潔技術水平、還是總體排放情況,都處于世界先進水平。關鍵的問題出在后者,即工業和生活散燒用煤。
倪維斗說,目前我國約有70萬臺工業鍋爐,這些鍋爐不僅燃煤效率遠低于大型煤電企業,而且燃煤排放也未經過嚴格處理和污染控制。而針對生活用煤,世界電力行業著名科學家、上海外高橋第三發電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馮偉忠說:“沒有系統的脫硫、脫硝、除塵,5000萬噸家庭用煤的大氣污染物排放總量大約等同于10億噸煤電。”
馮偉忠表示,我國的煤炭消費中,50%用于發電;而在美國,99%的煤炭用于發電;再看日本,自2011年福島核泄漏事故發生后,日本持續加大了發展煤電的力度,煤炭進口數量從之前的一億噸,暴增至去年的一億八千萬噸。從排放標準上比較,中國的煤電排放標準也遠遠嚴格于世界其他地區。“可見,煤電并不是霧霾產生的主要原因,更不是污染的‘代名詞’,‘用煤不當’才是問題的關鍵。”
環保部宣教中心主任賈峰說,“呼吸之痛”的出現,與其說是煤自身帶來的,不如說是人類利用煤炭的局限性造成的。隨著我國清潔燃煤技術達到世界先進水平,我們不是限制煤電的發展,而應將各種工業和生活散燒用煤向煤電集中,進行集中處理、集中凈化和集中清潔排放。(王琳琳)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前委員倪維斗說,在我國的用煤結構中,一半燃煤用作發電,也就是我們俗稱的“煤電”;還有一半屬于工業和生活散燒用煤。針對前者,為了“鐵腕”降低煤電的排放強度,我國已發布并陸續實施了世界范圍內最嚴格的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因此,目前我國煤電的總體發展,無論是清潔技術水平、還是總體排放情況,都處于世界先進水平。關鍵的問題出在后者,即工業和生活散燒用煤。
倪維斗說,目前我國約有70萬臺工業鍋爐,這些鍋爐不僅燃煤效率遠低于大型煤電企業,而且燃煤排放也未經過嚴格處理和污染控制。而針對生活用煤,世界電力行業著名科學家、上海外高橋第三發電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馮偉忠說:“沒有系統的脫硫、脫硝、除塵,5000萬噸家庭用煤的大氣污染物排放總量大約等同于10億噸煤電。”
馮偉忠表示,我國的煤炭消費中,50%用于發電;而在美國,99%的煤炭用于發電;再看日本,自2011年福島核泄漏事故發生后,日本持續加大了發展煤電的力度,煤炭進口數量從之前的一億噸,暴增至去年的一億八千萬噸。從排放標準上比較,中國的煤電排放標準也遠遠嚴格于世界其他地區。“可見,煤電并不是霧霾產生的主要原因,更不是污染的‘代名詞’,‘用煤不當’才是問題的關鍵。”
環保部宣教中心主任賈峰說,“呼吸之痛”的出現,與其說是煤自身帶來的,不如說是人類利用煤炭的局限性造成的。隨著我國清潔燃煤技術達到世界先進水平,我們不是限制煤電的發展,而應將各種工業和生活散燒用煤向煤電集中,進行集中處理、集中凈化和集中清潔排放。(王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