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2年后，霧霾問題發展迅速，京津唐、長三角、珠三角，甚至東北老工業基地哈爾濱、吉林等地都出現了嚴重的霧霾污染。在7月28日召開的2014中國(北京)國際能源峰會上，多位專家表示，治理霧霾不能簡單去煤炭化，調整能源結構才是關鍵。

目前，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和很多大學都在分析霧霾形成的機理，而北京作為首都，國際影響力大，霧霾形成機理的研究也比較深入。對于北京霧霾的成因，北京市環保局比較認可“內因外因相互作用”這種觀點。從外因來講，沿著北京周邊的外延圈，有接近3億噸水泥建材生產能力、3億噸鋼鐵的產能、3億噸原煤轉化為火電的能力，還有上千萬噸標箱的平板玻璃和石化工業，這些對北京霧霾貢獻率有接近1/3的比重。內因則大多是低空源，尤其是500多萬輛汽車產生的尾氣。北京的城市規劃導致高樓大廈數量眾多，不利于低空源的擴散，再加上外圍高架源向北京內部輸送，就是北京形成霧霾的重要原因。

中國礦業大學教授王立杰表示，煤炭的利用帶來了霧霾，這點不可否認。但如果把霧霾主要歸結為煤炭，有點不公平。中國經歷了30年的高速增長，經濟增長離不開能源的增長，在這期間，煤炭作為一次能源，占我國能源消費總量的70%左右，但我國目前的能源結構想快速改變是不現實的，只能逐步減少化石能源，特別是減少煤炭，同時發展新能源，這個過程至少需要20年。現階段，要在發展新能源的同時，緊緊抓住煤炭的清潔高效利用，在高效發電和煤化工方面做文章。

國務院研究室綜合經濟司司長范必表示，現在限制能源使用的措施有很多，而且都是以治理霧霾為主，如：限煤、限電、限汽車等，但這些限制性政策作為公共政策出臺時，卻沒有告訴公眾這種限制到底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減輕霧霾。“一直都是認為，限了比不限強，總能起點作用，但作為科學決策來講，還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能源的使用是支撐一個社會文明進步的動力，在限制能源使用的時候，特別要考慮到對于整個社會文明進步會產生什么負面影響。”霧霾中的中國何去何從，面對這個問題，國務院參事徐錠明表示，2050年德國能源方案是“688”，即到2050年，德國可再生能源要占能源體系的60%，可再生能源發電要占80%，二氧化碳排放比1991年降80%。“在德國2050年能源方案中有一句話，能源方案就是要重塑德國，我們的能源革命要重塑中國。”徐錠明稱。

對此，范必也表示，能源結構的調整是一個長期過程，往往需要幾十年時間，不能一蹴而就。目前，煤炭的清潔利用是一個比較現實的選擇，在今年4月份召開的能源委第一次會議上，明確提出要新上一批高效、清潔的燃煤火電機組，促使火電廠轉型。在頁巖氣技術大幅發展后，全球化石能源儲量增加，使得中國減少煤炭使用、增加優質能源的使用變為可能，“從煤氣時代進入油氣時代，本身也是一種減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