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從那里自然地擴散開去。用農業所得創辦輕工業，從鄉村擴大到市鎮及城市。

    鄧先生上臺后，工業產量也急劇增長。重工業仍由國家經營。但是私人開辦輕工業受到鼓勵。

    這是歷史上最悄悄的革命演變之一。革命已經發生了。它使中國得到了新的活力。它正在為共產主義重下定義……它進行得那樣靜悄悄，以致遙遠的世界的另一邊幾乎沒有注意到。

    革命的中心應該是在江浙一帶，那里跳動著太多“不安分”的因子。

    據說，江蘇人車建新最喜歡兩張照片，一張是掛在辦公室墻上的以毛澤東手書《沁園春?雪》為背景的正面像——他最崇拜的人是毛澤東，因為毛的氣魄與智慧；另一張是被許多媒體刊登過的手撫下頜暢然而笑的個人像。

    車建新自評自己不是一個“好學生”，“初中沒畢業，滿腦子想著賺錢的事了”。16歲，他獨自進城，先在一個工地上給人做飯，一年后學做木工。吃飯時幫師傅打飯，休息時給師傅搬凳子，下班后給師傅洗衣服、洗鞋，農忙時到師傅家幫忙割稻子麥子。所有的師傅都很喜歡車建新，因此他出師很快。

    第一次攬活是在西安。漫無目的地在路邊坐了一個多月，車建新攬到一樁活。為了得到認可，他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席地而睡。正長身體的他總感到吃不飽。記憶深刻的是一次吃完肉夾饃后，捂著干癟的口袋進行思想斗爭：“該不該再吃一個？”一年的打工生涯讓車建新吃盡苦頭，也讓他悟出“道理”：“給別人打工永遠沒有出頭的日子。”他返回家鄉，自己做老板，本錢是姨父準備蓋房的600元錢。

    [$page]　吃了許多閉門羹后，車建新拿到第一張家具圖紙——給一家綜合市場的老板做組合家具。這次，他凈賺200元。到后來，他做出的家具受到歡迎，圖紙越接越多。于是，他創辦了紅星家具城。

    這年，選擇自己做老板的還有蔣錫培，創辦了一家為大鐘表廠生產零配件的儀器儀表廠。多年的從業經驗并沒有為蔣錫培經營企業提供更多的借鑒，他很快就遭遇到生意場上的第一次挫折：和一家國有企業打官司，輸得血本無歸。勢單力薄的民營企業和有政府支持，掌握龐大資源的國有企業相比，絕不是同等量級的博弈對手。計劃經濟的強大優勢，讓民營企業不得不承受政策和環境限制帶來的代價。

    為了等待法院的判決，蔣錫培和父親在皖北一直等了7天。錢耗光了，從10元一天的旅館搬到5元一天的旅館，吃飯由一天三頓減少到一天兩頓。本來為了和解而帶給國有企業領導作禮物的宜興茶壺和煙灰缸，被父子兩人沿街出賣，換取生存費用。最后，法院一審和二審均告敗訴，100萬元瞬間不見蹤影。回家路上，父子倆只剩下一毛錢，再三懇求司機后，得以欠錢乘車到無錫。

    回到家，破產負債30多萬元的蔣錫培醞釀著東山再起。此時，他在電纜廠工作的大哥提供了一個重要信息：上海和江蘇的電線電纜市場需求量巨大且銷售價格日益增長。向朋友借了10萬，蔣錫培在宜興開設了一家經銷部，做電纜買賣。從浙江到江蘇，沿途有各種名目的稅費關卡攔截。一個深夜，蔣錫培在離關卡很遠的地方下車偵察，發現沒有人，但當他返車沖關時，執法人員突然現身——對不起，罰款五萬。后來，蔣錫培被抓的次數多了，學會融通，也就習慣了。

    雖然進入經濟的高速發展期，中國商業傳統底蘊的蒼白仍然掩蓋不住。市場經濟的無形之手和政府的有形之手，市場競爭的經濟規律和執政黨的政治規律，一并構成了中國企業特殊的游戲規則。民營企業家如果想要在游戲中取勝，就必須處理好與政治的關系。在磨難和教訓中，蔣錫培就總結出兩條定律：第一要守法，第二要和政府搞好關系。

    積累了3年銷售電線電纜的經驗后，蔣錫培決心要從賣電纜轉到做電纜。一家由他控股、注冊資金180萬元的家族式企業“范道電工塑料廠（遠東控股集團前身）”成立。建廠之初，流動資金之困成為命門，一筆20萬元的貸款差點斷送了塑料廠的前程。塑料廠需要銀行貸款20萬元，但銀行堅決不肯貸，蔣錫培找到鄉黨委書記出面給銀行做工作，最后以鄉財政作擔保，才獲得貸款。

    貸款事件給了蔣錫培極深的震撼，他反省出，“民營企業單打獨干難以持續成長，塑料廠要發展，必須順應環境、借助外力，尤其是政府的力量。”于是，蔣錫培遞交了入黨申請書。黨員的身份，在龐大的民營企業主中比較少見且顯眼。人們對他本人政治和官方背景的猜測，給生意場上的蔣錫培增加了一個籌碼和信任度。

    10年后，了解蔣錫培成長經歷的一位宜興市高級官員分析：黨員蔣錫培和人做生意，合作者會感到踏實。黨員的身份讓蔣錫培生意做得得心應手，而戴上“紅帽子”則成為遠東塑料廠的一個起點，也形成蔣錫培“市場＋政府=成功”的獨特經營邏輯。幫助過他的鄉黨委書記找到蔣錫培說，你把企業變成鎮辦的集體企業，我們幫你落實優惠政策。幾乎沒有猶豫，蔣錫培答應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