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制造業格局正處在大變革的前夜。

　　如果說，21世紀前十年是發達國家去工業化、產業轉移的黃金期，那么未來十年可能是發達國家再工業化、試圖再塑制造業制高點的十年。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今年的國情咨文中強調，為了讓美國經濟“基業長青”，美國必須重振制造業，并表示將調整稅收政策，鼓勵企業家把制造業工作崗位重新帶回美國。

　　無獨有偶，31年來首次出現年度貿易逆差的日本，也試圖出臺激勵措施避免產業空心化帶來的一系列經濟和社會問題。

　　發達經濟體的再工業化浪潮，究其原因是對它們感到了全球化帶給它們的副作用，一種期望用某些措施加以修正。產業轉移乃是全球化對全球經濟資源更合理配置的結果，提高了全球生產效率。而著名政治學家福山在年初的《外交事務》雜志上撰文呼吁，發達經濟體不能再將全球化視為必然進程，而應對諸如產業轉移帶來的經濟社會問題給予更多關注。

　　盡管美國鼓勵制造業回流，但必須承認，像制造蘋果產品這樣的工作機會是很難被“再工業化”回美國的。對美國來說，比較現實的策略是爭奪高端制造業。如今，一些中國制造業企業也開始將研發和部分制造崗位轉向美國，如魯冠球的萬向集團和通訊巨頭華為，希望用這種方式加快高端制造業的升級。

　　部分制造業流向美國的考慮有三點：本土化戰略更有利于進入當地市場（尤其考慮到各國貿易保護措施加劇），高效可靠的市場和法治環境，豐富的人才和研發能力。

　　對中國來說，未來部分制造業的向外轉移是機遇和挑戰并存。

　　從機遇來說，此舉一則有利于規避貿易壁壘，有利于中國企業進入當地市場，二則有助于緩解中國貿易項失衡的巨大壓力。

　　但挑戰在于，低端制造業更看重硬件基礎設施，而高端制造業更看重軟件基礎設施，如果中國軟性制度改革滯后，則可能導致未來高端制造業一邊倒地被發達經濟體“回收”。

　　在應對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對高端制造業爭奪的同時，中國還需應對來自其他新興發展中國家對中低端制造業的競爭。去年以來，北京和長三角、珠三角等25個城市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長22%。中國一度是耐克最大的全球制造基地，生產了40%的耐克鞋，但2010年越南超過中國成為耐克最大生產基地。耐克只是眾多跨國制造業企業的縮影，它們總會追逐更低的生產成本。

　　中國在倡導產業升級的同時絕不能忽視勞動密集型制造業。英國《金融時報》駐印度記者愛德華·盧斯在《不顧諸神：現代印度的奇怪崛起》一書中通過比較中印認為，中印選擇的不同產業道路造成了今天中印的差距：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策略雖然短于催生自主產業巨頭，但長于降低失業率、減少貧困和促進社會穩定；而印度著力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雖然誕生了一批國際知名企業，卻導致印度失業率居高不下、貧富差距懸殊、文盲率高等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

　　我們看到，雖然耐克等企業正在將制造業轉移出中國，但英特爾等企業卻在加速對中國的產業轉移。雖然勞動力等成本正在上升，但中國依然有留住制造業工作機會的優勢。

　　其一，勞動力成本并非是制造業企業的唯一考慮因素，工人素質、物流商業環境、基礎配套設施、稅收商務環境，以及本土市場潛力等都是企業需要綜合考慮的因素，而中國在這些方面依然具有顯著優勢。

　　其二，中國遼闊的國土和區域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給產業梯度轉移提供了空間，制造業可以從東部轉移到中部和西部而不需要轉移出國門；在中西部提供生產要素的同時，東部又提供了市場需求，這種綜合優勢是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

　　其三，中國企業長于“流程創新”也是吸引制造業企業的重要原因，譬如富士康對于生產流程的不斷優化以及眾多制造流程專*令其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也使得蘋果對之依賴度越來越大。畢竟，像蘋果這樣的跨國巨頭，所需要的不僅是更低的勞動力成本，還需要更高的生產效率。

　　從短期來看，中國制造業面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雙向“結構性”挑戰；但從長遠來看，中國制造業則面臨科技發展，尤其是機器人技術的根本性挑戰。

　　去年7月富士康創始人及總裁郭臺銘表示，未來三年將新增100萬機器人來取代人工工作。也許富士康未必能完全落實這一豪言壯語，但其所揭示的趨勢卻令人警醒。

　　為什么機器人比人好？機器人只需摁下按鈕就可啟動工作，并且效率更高差錯率更低，還能有效減少單位產品的碳排放量，更重要的是，機器人不在乎是在中國工作還是在美國工作。

　　在哈佛商學院教授祖博福（Shoshana Zuboff）所說的“智能機器時代”，機器人正從藍領甚至普通白領雇員手里奪走工作，同時也令發達國家看到了通過科技進步來實現制造業回流的可能。

　　次貸危機以后，全世界均認識到，強大的制造業是一國經濟和社會穩定的根本性保障，因此對制造業的爭奪戰已在全球范圍內打響，中國擁有一個不錯的起跑位置，但能否在這場耐力賽中笑到最后，取決于我們的認知態度和改革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