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提出問題，誰來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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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來“組裝大象”？
　　誰來提出問題，誰來解決問題？
　　英國：從工業革命到虛擬經濟
美國：從大規模制造到產業空心化
德國：從大學到學會
法國：從“雞首”到“牛后”？
　　誰將主導“第三次工業革命”？

　　新的標準如果想要真正得到推廣而非停留在紙面層次的話，必須“源自社會需求，融入社會生活”。國家創新體系正是一個國家中“創新如何生長出來”的體系，是關于創新的各要素（創新主體、創新基礎設施、創新資源、創新環境等）。
　　從過程角度來看，任何創新都是一個“誰來提出問題→誰來解決問題，靠什么資源，以什么方法→解決方案如何推廣”的序貫過程。其中，“誰來提出問題”的關鍵是如何把某種社會需求具體化為可供研發體系去研究的問題；“誰來解決問題，靠什么資源，以什么方法”涉及復雜的研究部門體系、研究支持體系等，其中的主體包括大學、研究所、實驗室的組織運作以及科研政策體系等；“解決方案如何推廣”則與工業體系、商業體系的運作結構有關。
　　標準雖然多是圍繞最終產品制定的，但實際上其中體現的是社會需求，比如說通用電壓110V的國家與通用電壓220V的國家電器產品的標準就不一樣，而采用110V電壓還是220V是由這個國家的社會與歷史決定的。所以說標準的制定其實是一個社會需求如何通過國家創新體系這個“黑箱”的運作得到滿足的過程，其中必然包括將現有技術和生產要素重新組合，但不是僅僅重新組合就能實現的，每個環節都要根據國家創新體系的結構乃至整個社會的結構做出評估和改進。
　　新的標準是國家創新體系的產物，一國的新標準需要首先在國內立足然后才有推廣到國際市場的可能。在WTO規則所塑造開放的全球市場環境下，新標準在國內立足經常需要首先在國內市場競爭中勝過體現在“洋品牌”中的國外標準，而要想走出國門推廣到國際市場，則需要適應落地國的社會要求，與其標準體系相兼容。發展中國家的國內標準之所以大多是在參照發達國家的標準，是因為發達國家制定這些標準在前，并以產品等多種形式的載體把國內標準推廣到了發展中國家。誰能在尚未形成主導標準的領域率先制定并推廣自己的標準，誰就能“設置議程”，占據先機，從而控制產業鏈的資源配置和大部分利潤。
　　發達國家是世界上大部分標準的擁有者——盡管它們在產品制造過程中已經不再占據多數份額。發達國家擁有大多數的標準這種優勢地位來自它們的國家創新體系，經過長期的歷史積累，發達國家很多時候只需要通過升級現有標準的方式就能維持在產業鏈頂端的位置，而這種升級通常是相對容易的，比如在機械中增加更多的信息化元素。
　　雖然發達國家作為一個類別來看，相對于發展中國家具有優勢，但具體到每個國家看，都各有長處和短處。創新體系根植于社會結構之中，往往即便弊端凸顯，國家要改變它也很難。對于一個國家來說，追求創新體系的全面優勢其實是不可能實現的，重要的是發揮出自己固有的特長，揚長避短。
　　這里我們不妨具體看看英、美、德、法四個有代表性的發達國家各自創新體系的特點和發展趨勢。
　　英國：從工業革命到虛擬經濟
　　英國是工業革命的發源地，是第一個被稱為“世界工廠”的國家，曾經為世界貢獻過從瓦特蒸汽機、莫茲利車床、惠特爾噴氣式發動機等不計其數的技術創新，至于科學成就和制度創新就更是不勝枚舉。但當代英國卻不能稱之為一個工業國家，2011年，工業在英國GDP的總量中只占16%，更重要的是英國所擁有的標準在全球的比重很小，處在工業門類下的產業只有“石油、化工及制藥”、航空航天中的飛機發動機和“食品、飲料及煙草”三個方面尚在國際上有優勢。這種轉變是怎么發生的呢？
　　英國社會的一個根深蒂固的特點，是貴族階層和平民階層的相對固化，這種相對固化衍生出了很多英國社會的特質，其中包括教育體系的精英與平民分離。直到19世紀末，英國才開始著手建立“教育系統”，不但晚于大多數歐美強國，甚至晚于日本。在此之前，英國只有牛津、劍橋這樣的“私立”大學和形形色色的“職業教育”。牛津、劍橋這樣的“私立”大學是供貴族階層子弟念書的，而形形色色的“職業教育”才是平民子弟受教育的場所，這些職業教育中最重要的傳統就是工匠中的師徒授受，英國有著強大的工匠協會，其工業革命過程中的主體力量即是工匠協會的成員們。
　　由于教育體系的上述特點，英國的工業體系中的人員構成就與學術體系有很大不同。19世紀的英國工業體系，形成了企業內部崇尚卓越工藝，但由于缺少更高層次的協調而無法形成優勢企業群的特點。英國特色體現為有杰出工業企業，但缺少杰出的工業企業群。就其微觀原因而言，這是因為盡管英國工業界能夠提出問題，但精英化的教育和研究系統卻沒有做到很好的協同。直到19世紀中葉英國的工業革命已經完成，但國內的優秀工匠大多是類似法拉第這種學歷相當于小學的平民子弟，他們研究工藝和技術，但不研究組織、管理。這就造成當19世紀末，需要更大規模和組織程度更高的教育及研發體系的化學與電氣工程時代到來之時，英國已經無法追上時代的前沿；進一步地，英國在20世紀20年代也無法趕上汽車工業大發展的前沿。20世紀的英國也曾極盡努力想改變落后于工業時代前沿的趨勢，但留下的大多是勞民傷財的失敗歷史，如協和式飛機、改進型氣冷反應堆（AGR）等。
　　另一方面，從英國貴族傳統中生長出來的貿易、高端服務業和金融業傳統使英國人有更容易掙錢、也更為體面的生存方式。2011年，服務業在英國GDP中占了77%的份額，其中最主要的是金融業（金融在英國的統計體系中列入服務業）。倫敦是當前世界第一大金融中心，在當代金融的一些核心領域，如國際債券發行、貨幣衍生品市場等方面，倫敦的份額是第二位的紐約的兩倍以上。決定國際石油、金屬原材料、黃金等重要商品價格的最主要交易所在倫敦。當代英國實際上是主要依靠金融業尤其是衍生金融市場的“虛擬經濟”國家。
　　在工業領域，當代英國尚有優勢地位的是羅爾斯-羅伊斯公司的飛機發動機、葛蘭素制藥和BP石油公司等個別門類。飛機發動機和制藥業方面，英國延續的其實是單個企業的英雄主義傳統。如飛機發動機盡管是工業產品中技術含量最高的，但它不是大批量制造產品。石油公司則不屬于依靠大規模技術創新的制造行業。
　　可見，當代英國實際上只在個別領域上尚能保持創新活力，在任何一個以大規模制造為基礎的創新領域，英國都難覓地位。隨著英國財政緊縮政策的長期化和研發投入的持續萎縮，英國的創新地位還將繼續衰退。來源：《文化縱橫》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