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實現“經濟再平衡”，特別是如何加快國內經濟再平衡的調整進程，即解決投資與消費失衡的突出矛盾，特別是要促進消費增長。這可能是明年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基調之一。
    眼下，中國應當加快國內經濟再平衡的調整進程，即采取更有效的政策措施來化解投資與消費失衡的突出矛盾。這是因為，隨著中國經濟的穩步回升，我們將逐漸改變“用提高投資來對沖出口下降”的應急做法，“擴內需”的重任將落在促進消費增長上。這可能是明年中國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基調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經濟再平衡的調整，是與“全球經濟再平衡”的調整進程密切相關。隨著全球經濟步入“后危機時代”，如何解決全球經濟失衡問題，便成為各經濟體和國際組織關注的首要話題。
    其實，全球經濟失衡問題在金融危機爆發前就早已存在，這主要是指中國和日本等出口導向型經濟體的龐大貿易順差與對應的美國等發達國家的龐大貿易赤字。在歐美發達國家的視野中，全球經濟失衡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原因之一。但事實上，歐美國家對財富的極度貪婪、金融監管的缺失及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等因素才是導致金融危機產生的真正原因，全球經濟失衡只是危機的表象而已。
    當全球經濟步入復蘇之際，歐美等發達國家之所以會迫不及待地提出 “全球經濟再平衡”的主張，主要是為了想恢復或繼續對全球經濟增長的主導權與話語權，以及達到自身經濟的快速復蘇，假借調整“全球經濟失衡”之名，迫使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就范，以適應調整后新的經濟平衡與增長模式。
    對中國而言，“全球經濟再平衡”迫使中國首先必須解決宏觀經濟所面臨的外部失衡問題，即通過降低出口或增加進口來解決巨額貿易順差問題，同時經濟增長動力也要從過多依賴出口轉向更多依靠內需增長。
    中國經濟再平衡的調整進程，讓美國人看到了美國經濟復蘇的真正希望：重建后的美國經濟必須增加出口和減少消費。這意味著，一方面，美國的需求收縮將導致外需萎縮，中國短期內改善外需的努力將落空；另一方面，美國為了增加出口，勢必會對中國施加人民幣升值的壓力，甚至還會不惜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手段，對中國展開“貿易戰”，以調整中美之間貿易的“不平衡”，最突出的案例就是“中美輪胎特保案”。
    但是，“全球經濟再平衡”的調整進程對中國的影響不僅僅局限于此，還讓我們認識到必須解決中國宏觀經濟所面臨的內部失衡問題，即解決好投資與消費失衡矛盾。這是因為，盡管當前中國經濟增長動力已從對出口（外需）的依賴逐步轉向依靠內需的擴大，但鑒于投資需求對當下GDP的貢獻度過大，當高投資釋放的產能仍然無法為國內購買力所消化時，如果外需依然不振，那么高投資必然會引起消費的相對下降，從而導致投資與消費失衡的矛盾更加激化，這將不利于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調整與轉型。
    有鑒于此，眼下中國最需要做的事就是必須加快國內經濟再平衡的調整進程，即加快解決投資與消費失衡的突出矛盾，特別是要促進消費需求增長，從而變“金融危機”為中國經濟發展的良機。為此，我們可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一是加快投融資體制改革，逐步切換投資增長引擎。當下，靠政府投資單輪驅動經濟增長的格局難以持續，也易產生一系列負面效應，如“國進民退”、產能過剩以及重復建設等。為此，我們需要放松行業管制，擴展中小企業融資渠道，啟動民間投資，以逐步接替政府投資。
    二是建立以消費需求拉動經濟的良性增長機制。主要以消費拉動的內在機制，可以使一國經濟處于平穩健康的發展狀態。為此，我們要加速推進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提高勞動者報酬所占GDP比重、縮小收入差距及提高居民總體消費傾向，并建立和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形成有利于居民消費增長的社會環境。
    三是積極推進產業升級。產業升級過程中不必放棄資本的集中化、密集化，尤其不能忽視人力資本的投入，并把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作為未來產業升級的主攻方向。
四是著力推進技術創新和制度變革。當下，產權的創新、制度體系設計都需要進一步改革；經濟體制的改革也有待于進一步深化。
    可以說，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實現“經濟再平衡”，特別是如何加快國內經濟再平衡的調整進程，以此實現經濟的可持續、有質量增長，并推動中國經濟進入新的增長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