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積累形成的“老結構”問題和這一輪刺激經濟過程中產生的“新結構”問題都很嚴重，有的甚至“疊加”到了一起
    中國經濟企穩復蘇的趨勢已日益明朗。國家統計局10月22日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季度的經濟增長率為7.7％，第三季度GDP增速達8.9％，中國經濟全年實現“保八”目標已無懸念。然而，越是“向好”的形勢下，越應保持清醒頭腦，充分認識到我國經濟運行中長期積累形成的“老結構”問題和這一輪刺激經濟計劃實施過程中產生的“新結構”問題都很嚴重，有的甚至“疊加”到了一起。這將成為制約未來中國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最大障礙。
    講“老結構”問題，是指第一、二、三次產業發展不協調，第三產業發展嚴重滯后；城鄉發展不平衡和“二元經濟結構”的矛盾突出，區域發展不協調，東中西部發展利益仍然存在沖突；人與自然發展不協調，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導致發展代價居高不下；國內經濟發展與對外開放不平衡，內需不足“瓶頸”制約嚴重；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協調，分配關系不合理和民生發展缺失；國有經濟的某些壟斷和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不充分，以及低水平重復建設和重復引進造成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等。
    而這次刺激經濟復蘇過程中出現的“新結構”問題則表現為：在三次產業發展投入中對現代服務業的資本和政策投入仍然不足；在投資與消費的投入上對消費和民生的傾斜仍然很少；在發展重點上重大（大企業、大項目）輕小（小企業、小項目）和重公（國有企業）輕私（民營企業）造成“國進民退”；在發展過程中重“保速度”輕“提效益”和“調結構”進而造成部分已經關停的“兩高一低”企業死灰復燃；煤化工、多晶硅、風電等新的具有較高技術含量的行業重復引進、重復建設導致新的產能過剩，同時，還造成原本就產能過剩的鋼鐵、水泥等行業的重復擴張等新問題。
    這些結構性問題的病根，主要源于客觀和主觀兩方面因素。從客觀上來說，中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水平仍然不高，盡管人均GDP已經達到3000美元，但仍排在世界100名之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國際綜合實力增強總體上還受制于經濟發展規模，因此，追求速度和規模擴張成為各級政府的首要工作目標，進而也就忽視了經濟結構的優化和調整。
    從主觀上來說，由于GDP至上的政績考核機制和政府推動經濟發展的體制慣性，又促使各級政府官員甚至國有企業領導者思想上都十分重視總量擴張和發展速度，進而輕視短期很難見效的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近年來，雖然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不斷加大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工作力度，但由于自主創新能力不強，沒有從根本上跳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增長”的速度型發展怪圈。在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導致中國出口萎縮的情況下，由于擴大國內消費需求拉動國內經濟增長很難短期奏效，只能再次依靠擴大投資規模來保增長，由此導致保增長過程中出現“結構病”。
    當前，關鍵是要正視目前中國經濟發展已存在的這些“結構病”的危害，積極尋找治愈辦法。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從根本上要靠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徹底擯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不循環、不協調”的粗放發展方式。
    除了國際金融危機導致中國外需萎縮的約束不會在短期消除外，現有經濟結構下“既得利益”和“體制慣性”還將阻礙經濟結構的有效調整和優化升級。一方面，為了應對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外需萎縮和經濟增長放緩所帶來的就業和增收的壓力，必須把“保增長”放在各項工作的首位，從而不得不暫時放緩調結構的步伐。另一方面，在GDP至上政績評價體系沒有根本改變和錦標賽式的區域發展競爭方式依然如故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和企業也不愿意放棄對經濟總量和規模的追逐而心有旁騖。因此，要根治中國經濟發展中的“結構病”，從根本上轉變粗放失衡的經濟發展方式，就必須徹底改變過去那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宏觀調控方式，積極探索能夠“標本兼治”的科學調控手段。
     要“標本兼治”，一方面必須明確“結構病”的直接起因是“利益關系失衡”。宏觀調控政策的著力點必須重視平衡利益。只有讓應該發展的產業、領域和區域多得利益，讓限制發展的產業、領域和區域得不到利益，中國經濟才能真正實現平衡協調發展。因此，宏觀調控政策要盡可能向現代服務業、“三農”、中西部、民生事業、高新科技、中小企業、民營經濟、文化產業、居民消費、環境保護等產業和領域傾斜，進而通過克服“短板約束”，實現不同行業、不同領域和不同地區的平衡發展。
    另一方面必須明確導致“利益關系失衡”的根本原因又在于體制機制不合理。不從根本上改變舊體制遺留下來的“條塊分割”和“用計劃經濟手段管市場經濟”資源配置方式，就不可能公平合理地分配資源，進而促進經濟平衡發展。因此，根治經濟發展中的“結構病”，根本還是要依靠體制改革和機制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