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已發出了要調整經濟結構的強烈政策信號。在“保增長”下突出“調結構”的宏觀經濟政策轉向，目的之一是要避免未來中國經濟可能陷于“滯脹”的潛在風險。為此，我們需要做到“內外兼修”。
　　最近一段時間，中國發出了要調整經濟結構的強烈政策信號。從最近召開的三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提出有關抑制產能過剩、推進低碳經濟模式和中小企業發展等政策主張中可見一斑。在筆者看來，當前中國宏觀經濟政策調整的目的之一是要避免未來中國經濟可能陷于“滯脹”的潛在風險。
去年年底以來，中國推出的超強經濟刺激計劃已初見成效，表現為今年二季度中國經濟環比增長了近16％，可以預見的是，此前經濟刺激計劃的慣性動力會促使中國經濟在明年二季度之前依然交出一份漂亮的成績單。但是，往后的經濟增長動力又來自何方？以筆者之見，關鍵要看哪個因素能替代政府對經濟刺激的主導作用與影響。
　　不妨先來看一下被寄予厚望的內需。此前，旨在刺激汽車消費增長的短期政策取得了不俗的成績，今年以來我國汽車銷量出現井噴（連續5個月銷量突破百萬輛），但這也可能會成為影響明年汽車銷售增長的最大負擔。
　　當然，房地產投資是刺激內需增長的最強因素，但房地產投資卻完全寄希望于銀行不能斷供“銀根”。不過，近期肉、蛋價格的快速上漲，加大了央行、銀監會等貨幣管理職能部門對天量信貸擴張會引發通脹后遺癥的擔憂。從7月份開始，銀監會發布了一系列旨在加強銀行資本金約束的指引，暗示一些實質性的信貸收縮政策已悄然執行，強化了流動性收縮的趨勢，這必然會影響到銀行的信貸擴張。銀行的“欲貸乏力”，恐怕也會傳染給房地產業。試想，一旦投資房地產失去了信貸依賴，失去了財富效應的刺激，誰（包括房地產商）還敢投資房地產？一旦房地產陷入低迷，很多行業都將面臨第二次去庫存化和去產能化。
　　再來看一下外需。日本剛剛公布了7月份出口數據，出口下降幅度擴大至36.5％，其中對華出口的跌幅達到26.5％。鑒于日本的出口被視為了解中國出口變化的先行指標，這無疑為我國的出口增長敲響了一聲警鐘。因而，期待改善外需來提升其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恐怕會再次成為“鏡花水月”。
值得關注的另一個問題是，今年4月份以來，中國需求的退卻似乎難以改變全球大宗商品的上漲趨勢。盡管近期中國的資產價格面臨重重壓力，但國際原油、金屬和農產品等大宗商品價格依然保持堅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美元實在太弱了。
　　如此觀之，如果中國經濟出現二次探底，同時過剩流動性導致價格水平“不降反升”的話，中國經濟將可能陷入“滯脹”的尷尬境地。
　　盡管未來中國經濟有面臨“滯脹”壓力的風險，但筆者對未來中國的經濟前景并不悲觀，因為開啟未來希望的鑰匙依然掌握在我們手中，這就是我們要“內外兼修”。
就“外修”而言，我們首先要考慮采取什么措施來反制美國的債務貨幣化問題。從常規的考慮來看，如果美國人真的大量印制鈔票，自然會引發通脹，中國對此幾乎無牌可出。當然，從非常規的考慮而言，中國要利用手中掌握的巨額美國債券頭寸（包括中國所擁有的8000億美元美國國債和1萬億美元各類美國機構債券）作為一種反制的手段，作為一種籌碼來制衡對方。
　　例如，盡管拋售美國國債會給中國帶來一定損失，但如果由此會導致美國國債收益率失控的話，這會令美國人恐懼不已，因為這將導致美國經濟出現“硬著陸”的風險。所以，“恐怖的平衡”也可能意味著雙贏，但這樣做的目的是要將美國逼回到談判桌上，促使美國不是用印制鈔票的方式來應對危機，而是通過資產置換來融資或處理債務危機。或許，這可以為中國爭取到進行結構調整的寬松外部環境。
就“內修”而言，中國應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大力推進經濟的結構性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改革是要改變資源要素配置的方向。要破除壟斷，向非國有資本開放銀行服務、證券投資、電信等服務業領域。一旦大量非國有資本進入到實體經濟中，中國經濟也將進入到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新階段。只要我們能進一步深化和加快國內的改革進程，就一定能最大限度地釋放改革的制度紅利。
　　當前中國正面臨在“保增長”下如何“調結構”的宏觀經濟政策轉向，這對消除中國經濟可能陷于“滯脹”的境地，穩固未來中國經濟的復蘇與回暖基礎，都將產生深遠、積極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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