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去年年底相比，今年的形勢已好多了。3、4月訂單不錯，5、6月稍差，但7月份以來，我們的訂單已接近2007年和2008年時最高水平了。”張國發是浙江杭州郊區一家家紡企業的老板，他的企業年產值1500萬元左右。由于銷售形勢不錯，生產能力早在2006年就已飽和。原本打算在2008年加大投入擴產，但突如其來的金融危機讓他打消了念頭。“其實，如果讓我放開接訂單，我2009年2500萬也做得到。可如果擴大生產線，盡管銀行貸款也可以拿到一些，但一想到至少要投入數百萬資金，我還是下不了決心。”
　　在浙江，抱著張國發這樣心理的中小民營企業主并不少。盡管經濟回暖已成定局，銀行信貸也很寬松，許多國有資本已大張旗鼓地擴張，但民間資本似乎更為謹慎。
　　民間投資增長依然乏力
　　浙江省統計局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官員表示，和全國許多省市一樣，浙江今年上半年的信貸增長也很快。但值得關注的是，在熱錢增多的情況下，浙江實體經濟受惠不多。
　　統計數據顯示，由于貸款在年初集中投放，與企業生產和資金使用周期相脫節，許多新增的貸款最終還是回流到了銀行。上半年浙江金融機構新增本外幣存款7736億元，規模超過去年全年的6419億元。其中，新增儲蓄存款2761億元，是去年同期的1.7倍；新增企事業存款2485億元，是去年同期的3.7倍。在房市、股市表現活躍的同時，工業投資僅小幅增長。上半年，浙江金融機構對工業短期人民幣貸款增長18.4％，低于短期貸款平均增幅4.8個百分點，還低于去年同期0.7個百分點。這些數據均表明實體經濟并未受到資金的青睞，部分信貸資金暫時沉淀而未進入生產領域，實體經濟回暖的任務仍然艱巨。
　　令浙江稍感寬慰的是，浙江工業正在觸底反彈。該省統計局的報告稱，浙江此輪工業下行的底部在今年1-2月，3月份開始企穩回升，從4月份開始，工業增加值和利潤實現正增長。上半年，浙江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為3594億元，同比增長0.3％，今年以來首次實現累計正增長，其中一季度下降5.6％，二季度增長3.5％，增幅回升了9.1個百分點，并已連續3個月保持增長。與此同時，雖然GDP增幅未達全國平均水平，但該省工業回升幅度高于全國水平。
　　但是，浙江省發改委依然心憂民間投資的增長乏力。該委的一份報告顯示，上半年浙江基礎設施投資完成1156億元，同比增長27.4％，其中，交通、能源、農業水利等政府主導性投資項目同比平均增長31.1％，與國家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直接相關的中央投資項目迅速推進。相比之下，制造業仍在低谷徘徊，房地產新開工面積大幅下降，民間投資啟動跡象還不明顯，投資信心尚需提振。據統計，上半年，浙江國有控股投資實現了高速增長，同比增長31.6％；民間投資增長10.4％。多數企業仍持觀望狀態，投資信心不足，企業家信心指數和企業景氣指數仍處于近10年來的低點。
　　浙江民企面臨兩大難題
　　“除了房地產外，似乎沒什么產業能賺大錢的了。”面對不斷升溫的房地產市場，做服裝外貿的寧波商人金萬龍這樣哀嘆。
　　浙江省統計局近期發布的一份報告稱，隨著房地產市場的回暖，杭州、寧波等地的商品住宅交易量均創歷史新高，部分房產商開始捂盤惜售。上半年，浙江省商品房屋銷售面積和銷售額分別增長51.7％和82.4％，增幅分別比一季度提高37.9和52.8個百分點。
　　事實上，最近幾年，浙江房地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一直高于全國多數省區，房價也位居全國前列。2007年，浙江全省生產總值為18638億元，江蘇省為25560.1億，浙江的經濟總量只是江蘇的72.9％。但2007年浙江商品房銷售額為2603.8億元，而江蘇為2956.2億元，浙江的銷售額是江蘇的88.1％。當年，江蘇商品房均價為3890.6元每平米，浙江均價為5802.3元。
　　盡管房地產業對國民經濟有很大的拉動效應，但如果經濟發展中唯獨房地產業一枝獨秀，那無疑是個危險信號。
　　浙江省統計局上述官員還對記者表示，事實上，浙江官方對上半年商品房銷售量升價揚的狀況存有隱憂。他說，這一輪銷售火爆、價格上漲的行情是建立在去年銷售持續下降基礎上的，并可能是在通脹預期、流動性充裕、實體經濟不太景氣的背景下，資本尋求避風港的一種結果。“在房價與收入比高企的情況下，增長的持續性有待觀察，開發商迫不及待的漲價可能會對房地產市場健康平穩發展產生不利影響。”
　　而地價的高企則直接影響到工業用地的增加。
　　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曾表示，目前土地資源緊缺已是制約溫州中小企業發展的重要瓶頸，溫州許多地方的工業用地價格已突破每畝200萬元。
　　“我在溫州2000萬買不到10畝地，在江蘇宿遷和河北能拿下100畝地，還有余錢蓋上廠房，你說我是留在溫州還是北遷？”溫州鞋商沈修遠這樣反問記者。
　　高企的房價也讓中高層次人才望而生畏。朱明華（化名）是杭州余杭人，從蘭州大學微電子專業碩士畢業后，選擇了在無錫工作。他家在杭州，妻子和孩子也在杭州，但他始終下不了決心回杭州工作。“杭州很美，也很適合工作創業，但杭州房價太高了，是無錫、蘇州的兩倍左右，安家成本太高，我在無錫工作幾年再說吧。”
　　同樣的尷尬也出現在浙江其他地方。高天明是擁有碩士學位的資深電氣工程師，目前在東莞工作，年薪20萬元。2009年初，溫州樂清一家企業愿意以高出一倍的薪水聘請他做公司的總工程師，但他最終放棄了。“樂清那邊的企業開出的條件確實挺誘人，我放棄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金融危機不適合跳槽；二是我在網上找了一些資料發現，溫州的房價動輒3、4萬元每平米，我年薪40萬也買不起這樣的房子；三是溫州的生活品質比東莞好不了多少，要跳槽也希望去一線大城市。”
　　事實上，正是土地問題和人才問題扼住了許多浙江中小企業的命門。據浙江縣級區的汽配協會秘書長透露，該區在2008年有28家上規模汽配企業被外地招商引資招走，而這些企業之所以不想留在溫州，主要還是因為拿不到土地、留不住人才。
　　但是，靠降低房價來降低中小企業的商務成本、來留住人才，這一選項的成本也很高。
　　據報道，從2006年到2008年的三年里，僅杭州來自土地出讓的收入就超過了1000億元，這還不算房地產和相關行業的稅收收入。
　　據記者了解，盡管浙江的財政收入居全國前列，但用于基礎設施、民生等投入也很大，加上金融危機導致企業效益下降，稅源減少。如果不是2009年3月以來房地產市場迅速升溫，浙江有些縣市的財政資金會出現較大困難。
　　浙江民企缺了點什么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浙江已是中國最富裕的省——浙江是中國經濟增長最快的省區，也是中國人均GDP、人均收入最高的省區。這些成就的取得，貢獻最大的還是民營經濟力量。
　　2002年前后，浙江民營經濟如日中天。萬向、廣廈、正泰、德利西、雅戈爾、杉杉、傳化、華立等一大批明星企業排在各種民營經濟榜單的前列。
　　但到了2009年，盡管這些企業絕大多數仍經營狀況良好，并保持著較快的發展速度，但社會各界對他們的關注度明顯下降。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局面呢？先發優勢的喪失無疑是其中原因之一。
　　“浙江民營企業的主力軍是一般制造業，在改革開放前20多年，浙江發展這些產業的成本優勢很大。但21世紀初以來，隨著地價、薪酬成本和原材料的上漲，浙江企業的成本優勢越來越不明顯。這種局面不改變，浙江經濟發展速度慢下來是必然的。只有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的產業才能消化浙江較高的勞動力成本和商務成本。”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李華芳坦言，經濟轉型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也有觀點認為，浙江民企對主業不夠專注，也是他們喪失先發優勢的原因之一。
　　“浙江的明星民營企業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喜歡多元化生存，一個企業集團旗下往往有好幾個板塊，不少企業集團擁有2家以上上市公司，他們往往是一個細分行業的領先者，但他們介入的產業多數不是規模較大的主流產業。”上海一家小型咨詢公司老板林輝星分析道，“而廣東、江蘇、北京的許多民營企業，喜歡關注一個主流產業做到底，比如已進入世界500強的江蘇沙鋼，家電連鎖巨頭蘇寧電器和國美電器，通信設備巨頭華為和中興通訊，家電巨頭美的電器，房地產企業碧桂園、恒大等。”
　　林輝星表示，多元化和專業化道路沒有優劣之分，但顯然專業化道路更容易產生行業巨人，聯想集團、沙鋼能擠入世界500強就是案例，而華為能成為世界級通訊企業，也要歸功于專業化。
　　除了主業不集中外，過度依賴外貿市場也被認為是浙江民營企業的弊病之一。
　　浙江大學區域與城市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陳建軍對本報記者表示，上世紀90年代末，浙江民企紛紛將市場由國內轉向國外，最終導致了過高的外貿依存度。與此同時，浙江制造業多數處于全球產業鏈的末端，當國外市場低迷時，很難依靠自身力量擺脫危機。由于長期累積的結構性、素質性矛盾，在國際市場需求大幅減弱，原材料和土地、勞動力成本又急劇上升的宏觀背景下，浙江經濟轉型升級被迫進入“倒逼”通道。
　　浙江經濟還需艱難轉型
　　2009年上半年，浙江經濟增長6.3％，而鄰省江蘇的數據是11.2％。2004年以來，浙江已連續5年GDP增速低于同處于長三角的江蘇，不出意外，2009年浙江的增長速度仍將低于江蘇，而且差距還在擴大。
　　對于浙江與江蘇上半年GDP增速的大幅差距，陳建軍表示并感到不意外。“其實早在2003年以來，浙江省在長三角占據的GDP份額就在逐漸下降，GDP增速也一直落后于江蘇。”他說，“這實際上是浙江經濟結構、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慢于江蘇的體現。”
　　陳建軍表示，從客觀情況看，由于人口、環境和資源的局限，浙江產業轉移的騰挪空間已經很小，而江蘇還有蘇中、蘇北的“過渡帶”，可以承接蘇南地區的產業轉移。“在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產業升級方面，江蘇已經走在了浙江的前面。”
　　蘇北地區一直是江蘇經濟發展的“短板”，哪怕是在2008年，蘇北最不發達縣市和蘇南最發